〔20〕崔永东：《帛书《周易》与西周法制》，载《孔子研究》2001年第5期。
[22]张岱年先生在多个场合都说过这些话，例如在孔子研究院第一次学术委员会会议和孔子研究院成立大会上，都曾作如是说。儒教与儒学的关系，略相当于基督教与基督教神哲学的关系。
评价作为中国文化圣人的孔子，从当代文化建设的视域出发，在认识上也可以有新的结论。然而，在当代社会如果出现一个作为国教的儒教，出现一种与国家政权合一的国教的儒教，那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极其重大的政治举措，实在又是不可思议，为此忧心者似乎是过于多虑了。因此，当中国从中世纪向近现代社会转变的时候，具体地说，在辛亥革命和倒袁之后，宗法性传统宗教便因得不到帝制的支持而从整体上坍塌了，剩下的只是余音的缭绕和民间习俗的惯性作用。近年来一些儒教史研究成果，特别是李申教授的《中国儒教史》[11]，为这种讨论提供了必要的参考，对于儒教的未来建设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反传统――一种根深蒂固的新文化传统：蔑视传统、鄙视传统甚至敌视传统。
很多教派都在争取信众，我预计基督教可能会先期取得成功。所以，这里所谓的适应绝不是迎合，而是指导。这恐怕不是充分理由，因为更多的农耕社会发展出了宗教）。
周向有敬德惠民之行，因此得道多助而克商。屈原不服，继续谈论自己之清高，渔父不复与言，不理他了，莞尔而笑，鼓枻而去。其中关键问题是，个人的自然私欲就是对他人的自然私欲的否定，因此，自己也必定被他人否定。自周朝确立了历史为本的精神世界，春秋战国两汉为历史思维之极盛时代，人们目睹了制度革命、社会变迁和立法，中国的历史路线基本被确定。
渔樵只是哲学地谈论了历史，就是说，渔樵谈论的是历史性而不是历史。在社会中难寻超越性，于是，人们在大地上寻找超越的场所，寻找在社会之外的场所。
人们通常把江湖识别为反社会或反体制的空间，但江湖实为官方体制外的另一种体制，仍然是一种社会形态，类似于黑社会，因此，江湖完全不具有超越性，相反，江湖是个凶险社会，所谓江湖险恶。如果以为极简主义到几乎无内容就等于深刻，或者以为空无等于超越，那是对文明、思想和历史的深刻误解。天地之间的人也是自然，对于自然人，上天非人所及，是自然的超越部分，天在生活意志之外，所以天道是超越的。尽管我们尚无充分材料解释中国古人何以自古以来就倾向于实践理性，但事实确乎如此（有一种流行看法认为，农耕社会由于依赖农作物的生长经验以及天时经验而倾向于经验主义。
时间本身虽然超越历史，但无人存在的时间并无意义，因此，人终究不可能借得时间的概念而超越历史，人只能守住人的意义，而人的意义只在历史中，因此人必须守住历史的意义，在此可谓历史是意义之界限。总之，基于实践理性的态度，从总结巫术经验转向总结人事经验，从掌握占卜经验的巫转向掌握人事经验的史，也就成为可能了。孔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不过，这却并非儒家之独家短处，事实上迄今为止尚无哪种理论或制度能够解决人而不仁的问题。
如果每个人都在互相否定中被否定，那么人就被否定了。三国魏晋之后，经历乱世与失序，社会结构的破坏与重组，各族的逐鹿战争与兴亡，生活经验不再确定，社会陷于动荡和危险，于是山水成为可信经验和本真价值的保留地，一个超越之地，成为位于社会和历史之外的世界，而山水诗与山水画也随之兴起。
本文原载于《哲学研究》2018年第1期 进入 赵汀阳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精神世界 渔樵象释 。就人的存在而言，超越性正是生活得以成为生活的意义。
不知道未来的人工智能机器人是否仍然表达了渔樵的象？这是个问题，如果是的话，人工智能的食物即能源，两者合二为一，那么，或许是历史的终结，或者是人的终结。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楚辞·渔父）。由此看来，以有限存在去应对无限存在的历史精神固然有惊世的勇气，同时更是一种惊人的创造。现在问题回到历史身上。这暗示着，古人以巫术实践的灵验经验作为天命的证据，而不是盲目相信一种在原则上或原理上不许质疑的绝对信仰，就是说，不存在先验原理，灵验才是原理。真山水，即可以自由进入而非私有的山水，无需隔世，无需幻觉，而直接具有超越性。
渔樵站在山水的同样位置上，与山水一体，凭借山水的尺度，渔樵就有资格谈论历史，所以，对于渔樵，古今之事只是超越是非的笑谈，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渔樵所谈论的是历史性，也即哲学化的历史，也就成为超越者，所见的历史乃是道的展开，人间正道是沧桑也是此意。时间是生死的关键：生而有死者（the mortal）存在于时间中，因此有其终结。
人的复杂性就是历史的复杂性。不过，这个漫长的转变最终还需要一个划时代的理由。
这意味着一个生活悖论：在时间中一切事情都不可能有意义，因此只能在历史中去建构意义，而建构意义就必须建构超越性，否则意义无处可依，因此历史的意义必须由时间来证明。山水不是历史的利益相关者，而是一切兴衰成败的无言旁观者，渔樵为之代言。
人们借得形而上的无穷无尽时间而超越转瞬即逝的历史，于是现实和未来都不再成为存在的重负——现实和未来在无穷流逝的时间里（水的隐喻）都是过去时，在永久存在面前（山的隐喻）都是完成时。其中核心意象似乎源于苏轼之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念奴娇），以及辛弃疾之 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南乡子）。在渔樵象释一文中，张文江先生以渔樵作为中国哲学家之象，这意味着一个深度哲学问题，由此可通达另一些重要概念，尤其是历史和山水。但这种所有也只是一种使用权或管理权，据说是上天托管与天子的管理权，而山水的本体所有权仅仅属于自然，自然即天地，不属于任何人。
毫无疑问，历史书写总会包含伦理上的针砭奸恶，可问题是，伦理判断乃是直书显义，而历史之道，存亡变迁之道，才是历史研究试图破解的秘密，才是历史的隐义，换言之，一种历史的历史性才是历史变迁的隐义，也是渔樵看破而不说破的隐义——笑谈也许有助于不与说破。与之不同，历史是具体的世界，因此在真实性上是自足的，所以说，历史是人文主义的唯一基础。
如若本来空空，只是无处可归而已，未曾归于道也。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
没有常数意味着没有任何可信的不变根据，那么就只有意识流而没有思想了，同样，缺乏超越性，生命就只有本能或盲目行为而没有生活了。因此，山水总是一体而且必须一体，有水的山才是有灵的山，才是活的山。
道在自然中展开，所谓道法自然，因此，自然是存在论意义上的存在方式，不是风景（landscape），不是专门被观看的对象，而是投身之处，或者说，不是知识的对象，而是存在论的场所。历史沧桑的分量重于任何喜剧，甚至重于任何悲剧。人性虽属于自然，但人性的独特之处在于，人性是自相矛盾的，或者说，自身不一致，内含有自毁因素，因此人性有可能顺其自然地否定人性。据说渔樵闲时的主要话题是历史，于是，更有趣的问题是：为什么历史需要由渔樵来没完没了地谈论？渔樵谈论历史到底谈论的是什么？渔樵有什么资源或资格来谈论历史？ 当然，无论是谁谈论历史，表面必定是故事，渔樵也不例外，但渔樵不是历史学家。
正是这个转换确立了以历史为本的精神世界，正如李泽厚概括的，中国精神世界就基于巫史传统。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
周武王克商正是使得历史成为精神世界之本的决定性事件。伟大与意义是两件事情，无穷性、永恒性、绝对性是伟大的，但也是无意义的。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天人合一的原则始于周朝，尽管其论述或晚至战国或汉代。这里的世患包括一切社会性的症候，世俗和脱俗都在其中，世俗和脱俗都同样未及道，仍然属于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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